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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涯》2021年第4期|林淵液:一條蟲子的旅程
來源:《天涯》2021年第4期 | 林淵液  2021年07月08日06:59

新冠疫情爆發一年多以來,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。當前,隨着各國廣泛開展疫苗接種,我們看到了疫情終會過去的曙光。而因疫情帶來的某些思考,仍會持續深入——比如説,我們怎麼看待生命?本期《天涯》推出“我們的生命觀”討論小輯。林淵液、李壯、江子從各自的經驗出發,在微生物、口罩、疾病、個體生存等切面上,體察例外狀態的多重可能,在構建新的生命觀的過程中,呼應我們時代的對話範式轉向,期待以關於生命的思考抵達理性之境。

現推送林淵液《一條蟲子的旅程》。

一條蟲子的旅程

林淵液

微生物

午夜的街頭,空無一人,只有空氣在鼻息中微微泛動。有那麼一刻,我頓時不明白自己是生是死。這是十分詭異的體驗。似乎,生是一種需要見證的事情。在無人之境,這件事情的確認變得無比困難。一個人的存在、呼吸、生長與愛,竟然都是不屬於自己的。

可是,難道真是無人之境麼?在這扇動的鼻翼和鼻毛,在胸口和手掌心,在腳下的方寸之地,在不遠處的花籬,在更遠處的隔離欄,還有,那路燈、那廣告牌、那路牌、那橋、那筆直的通向遠方的路上,那無處不在的空氣裏,千千萬萬的微生物突然充塞着我周遭的世界。常常地,它們不聲不響,不形不影,不香不臭,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樣,可是,這一刻,它們竟然全部奔湧過來。你聞得到它們的氣息,聽得到它們的撲翅聲或腳步聲,像渡過紅海的沙漠蝗蟲,像坦桑尼亞大草原上遷徙的角馬,像從北美洲飛往南美洲越冬的斯温氏鵟,它們來勢洶洶,似乎隨時會撲打、撕咬或叼走你的一塊鮮肉。

我定了定神,重新看看周遭,依然空無一人。

奧登的環

在這個依循傳統

要盤點人生的日子裏,

我向你們全體——酵母菌、細菌、病

毒、喜氧微生物、厭氧微生物——

致以節日的問候:

祝大家新年快樂,

你們看重我的外胚層,

亦如我傾慕中土。

如你們這般大小的生靈,

我會讓你們隨意挑選住處,

因此,你們可以在

感覺最適宜的地方安家落户,

毛孔的池塘,或者腋窩

和胯部的熱帶雨林,

前臂的荒漠,或者

頭皮上的蔭涼樹叢。

……

每二十四小時就會刮來兩次颶風,

當我穿衣服或者脱衣服,

那些緊挨着角蛋白筏子的城市

就會被捲到空中遭遇毀滅,

而在我洗澡的時候,洪水

又會把你們全都燙死,對此,

你們的牧師會用什麼樣的神話

來作出解釋?

之後,或遲或早,

災難性的一天就會來臨,

到那時我的體表突然之間

變得非常冷、非常臭,

胃口大開的你們變成了

某種更兇猛的捕食者,

我,一個過去的存在物,百口莫辯,

褪去了光環,必須服從審批。

——節選自奧登《新年賀辭》

英國詩人奧登的這首詩《新年賀辭》,我是在薩克斯的科普名著《致命伴侶》看到的。節選部分展示的是微生物與其寄居的人的關係,後來找他的詩集才看到這首詩的全貌。奧登所寫的微生物與人的關係只是表層,它還象徵了人類及其寄居的地球的關係,更為重要的是,同時作為本體與喻體的人,把一切串聯起來,微生物與地球的深層次關聯,使得這兩層關係形成了一個生生不息的環。

當我在奧登的詩裏,把自己安放在那個生生不息的環上,一切似乎安妥了,午夜幻覺終於消失。我知道的,新冠疫情終將過去,那些具象的或抽象的傷害終將過去。可是,被我們遺忘了的一些事情卻需要重新被認知。

未知

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,我們低估了未知的體量,也低估了未知的廣度和深度。已知其實是極小的,我們以為它的佔比很大,並以它來解釋未知,以為這就是全部。

人類與微生物是從遠古攜手而來的,在漫長的歲月中試探、交纏、敵視或青睞、潛伏、共處、密戰或宣戰,終於達致動態的平衡。這兩個物種之間差異太大了,相互所知甚少。這原本並不是問題,問題是科技發展太快了,人類在虛擬與便捷高效的頻繁轉接的生活方式中,產生巨大的精神幻覺,以為掌握了宇宙的生殺予奪之權。對此,大多數人的認知是不足的,而人類中心主義和沙文主義像雨後的韭菜蘭,噗噗噗在原野上開滿了花,每一朵都帶着慾望的恣肆和張狂。

在生物鏈中,人,到底是處在哪一個鏈環?如果還有站在人類之上的物種,那一定是微生物。至弱之物也是至強的。人類對野外未知病毒的估測,是二百萬種這樣的一個量級,我們所知道的不及百分之零點一。

在未來世界中,我們將經常性地處於不知之中。這是可以預見的。

驚蟄

庚子年驚蟄,那一天我發了兩條朋友圈,第一條是關於驚蟄節氣的。驚蟄三候,桃始華,庚倉(黃鸝)鳴,鷹化為鳩。一候二候都容易理解,這第三候,有些意思。古人以為鳩和鷹是一個物種的兩種形態,春天為鳩,秋天為鷹。這個樸拙的反智思維背後,其實説的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現象:春天來了,好鬥的鷹也收拾起壯志,談戀愛,哺雛育兒。第二條朋友圈是關於對中醫的理解。我看了周東浩的《中醫:祛魅與返魅》這本書,他對中醫文化的現代性闡釋,剛好與我的理解十分契合。這本書出版於2008年,而我竟然遲至2020年才有幸遇見。他鄉遇故知是一個空間概念,時間的他鄉,卻也充滿了遇見的驚喜。我們的中醫,確實到了祛魅和復魅的時候了。馬克斯·韋伯説過一段被不斷引用的話:“我們的時代,是一個理性化、理知化,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時代;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,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,已自公共領域隱沒。”那一天,恰好是驚蟄。大地回暖,春雷始鳴。

據説,蟄伏着的蟲子是聽不到雷聲的,是自然的節律、季節的嬗變使蟲子甦醒。

我的醫生身份正是在這個時節復甦的,像一條蟄伏已久的蟲子。

文學界的朋友和一些讀者,也知道我曾經當過醫生,但他們對我的這個身份和專業知識是不抱期待,甚至有暗暗質疑的。事實上,雖然我只做了四年多的臨牀醫生便脱離一線,但一直在衞生系統工作,而且是一個從不敷衍的專業技術人員。也就是説,作為醫生和作為寫作者,這兩個身份是分裂的。

新冠疫情來臨之時,我甦醒過來的意識,一開始是極為含混的。戰士長歌入漢關,看着援鄂同行遠去的背影,心內的感覺是悲壯而清凜的。只是我自己,多年遠離臨牀,那勇氣那能力已然喪失,既遺憾又慶幸。那段日子,歡娛是不敢過分的,沒有誰在監視你,是你自己在壓制着自己,類似於“遠方的戰爭啊,原諒我帶花回家”。當年選擇離開臨牀,委實是有更深層的緣故。我心內那個隱祕成長的自我,終於在某一天探出頭來。那些奔突不停的想法,是一個醫生的表達方式所不能勝任的,我必須當一個寫作者。這事情很令人崩潰,就如一個指腹為婚的人,發現自己有了真愛,而他已經身在婚姻圍牆之內。這兩個專業之間的轉換,並沒有太好的通道。我只能業餘從事文學創作,寄身於醫療行業,這麼多年來,我從事過醫學雜誌編輯、醫學信息、健康教育等工作。這兩個身份的拮抗我很長時間無法直視,在早期寫作中,從醫經歷甚少出現在筆端。人到中年之後,對身體、對疾病、對死亡有了更多的思考,那個作為寫作者的我終於對那個作為醫生的我有了新的顧盼。

命運像一條河流。我願意相信命定的東西,也願意以流動性和延展性來理解它。

一個人的墨菲定律

我生在中醫世家,祖父、父親都是中醫,現在我兒子也讀了中醫學,我更像是家族裏的一個變異菌株,讀的是西醫。我是獨女,一出生便被設定為衣缽傳承者,父親從未與我有過針對這個職業的探討和協商,彷彿一切本該如此,彷彿這是一隻手機的出廠配置。甚至在四五歲時,他便安排我學習書法,為的是將來可以用一手漂亮的毛筆字開處方,就像祖父那樣。他當然預料不到,現在我們的處方是開在電腦屏幕上,連硬筆也幾乎廢棄了。關於筆這個意象,背後是有隱喻的。在女兒的職業選擇上,父親更喜歡因循和回溯,而時代這一趟列車,並不顧念和體恤個體的意願,轟隆隆地往前疾馳而去。因為父親的執念,我高考報考的基本都是中醫院校,唯一一個西醫院校是備用的。只是,墨菲定律對我施與了魔法,最終我被錄取到了西醫院校的臨牀醫學專業。

撕裂

在朋友圈轉發過大量的有關疫情的帖子,醫學、社會學、哲學、心理學,其中中醫內容是最容易產生撕裂的。有時,就在我的帖子底下,兩個朋友就着某一話題互掐起來,文字激越鏗鏘,有着金屬性,一來一去慢慢地演變和升級,竟至於面目猙獰。也有嗅到惡戰氣息戛然而止的,留下了巨大的空白。

一個朋友説,讓友誼的小船説翻就翻的話題有:轉基因、中醫。

新冠疫情帶來的信息戰,其實是一個龐大的魔鏡。像放射線或超聲波一樣,照見了一個人的心肺、肝膽和膀胱,也照見了一個人的心智心量、意識層次和精神面向。醫學是專業性極強的學科,我聽到的關於中西醫的論爭,大多是不規則的噪音,而且,常常是截然的二元對立。

在民間,對中醫的認識一直是含混散亂的,神化者有之,踐踏者也有之。究其實,真正認識中醫的人極少。大多數人對中醫的認識,是街坊鄰居去看過病的一個老中醫,是同事的三大姑四大姨去哪裏求得的一張方子,是去醫院門診找到一個幫忙掛號的年輕中醫,是誰人得了絕症,死馬當成活馬醫,去鄉村旮旯裏找到的某一個神醫,是電視裏那個廣告得人見人愛的中成藥,最終,它被爆出是一個騙局。

反思西醫(之一)

這是一個對我有很大影響的病案。

患者,男,七十歲。因車禍導致脛腓骨折而入院。這個病案非常普通,在醫學上毫無學術探討的價值。他對我的影響是在哪裏?

患者與我的關係我得交代一下。他的妻子藴玉是我的忘年交,大專讀的是護理,在她所處時代,這是護理學的最高學歷。她從事過多年臨牀護理工作,後來調到行政部門,從事衞生管理。這是她的專業背景。藴玉與我的交往頗為有趣,我們的性格和興趣,有着諸多先天性共鳴。她是生活經驗的先導者,我是生活哲學的提升者,我們的生命有類於一樁有着合作伙伴的實驗。她常會把生活細節剖給我看,然後兩個人就像站在屍池邊上解剖課,陰暗的、斑塊的、阻塞的,什麼都聊起來,聊過了,也便治癒了,或者有了精神免疫。她因為我而篤定,我因為她而不懼老。這個過程,我們的三觀也一直在豐滿和校正。

希臘神話中,黎明女神厄俄斯迷上了英俊的提託諾斯王子,為了跟他永遠在一起,央求宙斯賜予他永生。宙斯答應了,可是,厄俄斯發現了一個問題,提託諾斯雖然得到了永生,卻依然會衰老。他慢慢失去了英俊和智慧,遭到了厄俄斯的厭棄。最後,她把他變成了一隻蟬。

關於生死問題,我和藴玉達致幾個層面的共識。第一層,是對客觀的認知。人類壽命的平均值,也是軀體價值的衡量指標,這個年齡是七十五歲。具體到個人,歲數可能有波動。但作為個體,我們覺得沒有必要用外力去增延,特別是,純粹由ICU和呼吸機撐起來的生命,是必須放棄的。第二層,是對主觀的認知。在生命接近終結,個體應該有自覺的主宰意識,而不是任由其氾濫。比如,在身體發生問題時,應該選擇最愜意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社會主流引導的生活方式,這個選擇的結果與生命的長短可能是相佐的。第三層,是關乎死亡風格。我們更傾向於植物性死亡,也就是慢慢枯竭,而不願意動物性殺伐,所以,手術的選擇會十分審慎。這就是我們談論這個病例的背景資料。

那一天,藴玉的先生行走在步道磚上,他要去買廚房配料,像每一個平常的日子那樣。他對這場災難一無所知。那輛小汽車像一個瘋了的天外來客,撞壞隔離欄,然後撞上他。

第一個最大的問題,走不了路。那是腿骨折斷了,連不懂醫學的人都知道的。腿骨折斷,送到綜合醫院骨外科吧。這是一個多麼正常的邏輯。因為全身狀態嚴重,入院後進行了檢查和觀察,並沒有急於做骨折手術。第二天,藴玉發現,出現了無尿。第一次發現時間尚短,她敏感的觀察得不到人家理會,當天傍晚,她感覺很不安,再強調了一次,終於獲得重視。一旦重視,那便是疑為急性腎功能衰竭,主管醫生剛剛做完手術,顧不得休息,開始忙乎起來,為他做各種監測,並請ICU會診。ICU醫生認為休克、擠壓綜合徵、血容量不足,都可以引起急性腎衰,如果肌酐繼續飆升,必須做血液透析。當此時,救命重於一切,腳是否能夠站起來是無關緊要了,先轉到腎臟內科吧。腎臟內科的用藥比起骨外科,明顯地十分大膽,雖然患者有應激性血糖升高,用葡萄糖輸液需要避忌,但擴充血容量更為重要,醫生在葡萄糖里加入了胰島素。急性腎衰死亡率極高,腎臟內科主任説,如果再慢一天,肌酐升到1000多umol/L,不知道是什麼後果。所幸處理得相當及時,治療一週後,腎功能好轉了,轉回骨外科做手術。手術一共做了兩場,期間的驚險略過不表。就在他們鬆了一口氣,以為一切等待時間便可恢復時,又出現了新的狀況。一天晚上,他們病房來了探訪親友,患者還在説着話,突然間,面色蒼白,頭暈、胸悶、氣急,深夜查了血常規,本來已經提升了的血紅蛋白又下降了,只有8克,大家都知道是出血了,但不知道哪個部位,消化道呢還是呼吸道?藴玉憑着多年的臨牀經驗,覺得不可能是消化道問題。深夜做了肺部CT,是有少量積液,但是達不到引流標準。懷疑、揣測、觀察、探討,邀請心胸外科醫生來會診兩次,最後一次是醫生之間私人邀請的,最後終於同意引流。引流出來1700毫升的積血。真相終於大白,車禍中,被折斷的肋骨殘端始終在作祟。這一次,轉到心胸外科,做開胸手術,固定肋骨。術中發現還有出血2000毫升,這是大家始料不及的,CT的結果與術中所見並不相符。手術前,連備血都沒有。手忙腳亂去配血、輸血,然後終於把手術做成。他們認為是,胸腔粘連之後,血液分腔了,分佈在不同的小房子。

這是一個多麼幸運的患者,他的陪護是懂得專業的,每一個環節都是符合規範的,每一個醫務人員都是認真的,每一個轉接都是及時的,每一個治療都是成功的。上蒼保佑,三十五天後,藴玉陪着她的先生終於出院了。這些天,她驚濤駭浪的陪護生活,被我簡化為短短數百字,只有我們懂專業的人才知道,那內裏隱藏的是什麼。

遭遇車禍的是一個人,可是,他在醫院是被分隔為若干系統的:運動系統被分配給了骨外科,泌尿系統被分配給腎內科,呼吸系統被分配給心胸外科。他遭遇的車禍引發的問題是同時性的,但他接受的治療因為症狀發現的先後分為了三個階段,在最後節段的胸腔出血、積液,已因時間遷延而產生了組織粘連,給診斷和治療帶來了更大麻煩。更要命的是,我們所信賴的輔助檢查,那些冰冷而昂貴的器械,比如CT,它是完全有可能有負所望的。它從來就拒絕與人類溝通,也從來沒有對人類作出承諾,我們單方的強烈信賴,不知道源於什麼。

步道磚上行走的不管是誰,這都是他的宿命。換成藴玉,她迴避不了,換成我,也是。

這世間可供選擇的路徑,很少。

反思西醫(之二)

這個病例沒有那麼幸運。它是一位老詩人講給我聽的。

那一年,臨近春節了,詩人的弟弟從美國回來,他是一位醫生。他們的老母親八十多歲了,膝蓋不好,靠輪椅活動,弟弟堅決要送老母親住院治療。在一個家庭當中,醫生對於疾病的話語權是屬於霸權級別的。儘管老母親非常不情願,可是,所有的人都支持弟弟的決定。詩人已多年不寫詩了,他年輕時,就是那種可以把孤獨化作力量,要帶着它,連同行囊、身影與手杖,走向不知名的地方的人。可是,在疾病面前,他什麼都不懂,就是一隻待宰羔羊。

那就送往醫院吧。老母親原來有高血壓,醫院嫌棄她用的那個藥太老了,停掉,重開了醫囑。第二天,新的降壓藥沒有壓得住,老母親的收縮壓一下子竄到了190毫米汞柱,查房時,醫生説那再加一聯降壓藥吧。第三天,那血壓倒是降了,但收縮壓降到了90毫米汞柱。這一升一降,詩人説,老母親整個人的狀況垮掉了六成。血壓,它如果不是一個醫學名詞,反倒是十分容易理解的,就像水管裏的水壓,一會兒劇烈地撞擊,一會兒緩慢地流動,似乎沒有了動力,只不過,承受着這一切的,不是鋼鐵管壁,而是一位老人的動脈和心臟。之後的三天,不管如何殷勤照料,老母親都沒有緩過勁來。然後,她發生了院內感染,這麼虛弱的體質,一旦發生肺部感染,醫院就下了病重通知。全家人進入一級應急狀態,可是,她的身體終於還是一天天壞下去,緊接着,又下了病危通知。然後,然後就沒有然後,她走了。

很長時間,詩人和弟弟活在深深的自責中。他們確鑿地明白,不去醫院的話肯定不會那麼快失去母親。膝蓋老化,那不是一個老人很正常的問題嗎?他説,一個老軀體,就是一座老房子,這裏修補一下,那裏撐一下,就平穩了,它哪裏經得起大風大雨?

美國醫學家劉易斯·托馬斯曾經寫過,什麼東西都會死亡的,我們周圍的一切,樹木、浮游生物、苔蘚、老鼠、鯨魚、蒼蠅、線粒體,概莫能免。……蒼蠅並不是因疾病纏身而死的,它們只是衰老、死亡。

像蒼蠅一樣死亡。多麼美好的理想。

想起詩人年輕時寫過一首詩《冬至,媽媽端來一碗湯圓》,他寫道:

一顆顆沒有光澤的珍珠

這一個個浸在羞愧中

虛度的年華

反思西醫(之三)

看了徐文兵的《字裏藏醫》,我開始懷疑自己到底識不識字。

我不認識皮膚。皮和膚是不同的。皮就是表皮,覆蓋身體表面,生長毛髮。膚的繁體字是“膚”,是皮下覆蓋的組織,是皮下脂肪、毛囊汗腺。

我不認識飢餓。飢和餓是不同的。飢是身體性的,客觀的,是攝入食物不足。餓是屬於心的,主觀的,是進食的強烈慾望。

我不認識消化。消和化是不同的。消是物理變化,是量變。化是質變,是化生。

我不認識性命,不知道這兩個字為何連綴在一起。命是根本,是基礎,是恆定不變的。性是心生,是活着的心,是情感、意識、思想、智慧。

我不認識疾病。疾病兩個字都帶着病字頭,病字頭是牀的意思。醫生看病,叫作臨牀,原來出自這裏,我白白當了那麼多年的臨牀醫生。疾是病在初期,在淺表之處。病是加深了加重了,不容易治癒了。

我是在此時重讀《韓非子·喻老》中“扁鵲見蔡桓公”這段出名的故事。初見,扁鵲説:“君有疾在腠理,不治將恐深。”蔡桓公説:“寡人無疾。”這時候,他的病還很輕,他們用的都是“疾”字。過了十天,扁鵲又見他,説:“君之病在肌膚,不治將益深。”又過了十天,扁鵲又見他,説:“君之病在腸胃,不治將益深。”在肌膚、在腸胃,他用的已經全是“病”字。等到又過了十天,扁鵲望見蔡桓公就走了。這時候,病已入膏肓,也就是病入骨髓了,沒得救。

這是一個收入中學課本的故事,以前不知道讀過多少遍,可是重讀之時,卻是心內一震。我們都在故事裏看到一個又蠢又妄的蔡桓公。然而,令人驚訝的是,在當下,蔡桓公式思維無處不在。

我有一個親戚,患上子宮肌瘤,看過婦產科醫生,醫生説瘤體還小,沒事回去吧,等到瘤體大了就來做手術。問醫生,一直出血怎麼辦,醫生説,吃安絡血啊吃雲南白藥啊。這是對症的止血治療,身體本身是得不到調治的。由於經常性的出血,她產生了漫長的畏懼和恐慌。身心雙重打擊之下,眼見着一個豐盈的身體慢慢地委頓了,像秋後的爬山虎,枯黃的殘葉在風中瑟瑟發抖。這當然並非孤例,甲狀腺瘤、乳腺纖維腺瘤、肝局灶性結節增生等等,都是如此。還有,手心發熱了,口乾口苦了,這些身體的細微感受,這些小疾,如果去醫院,一律被告知是沒有問題的。

精準與模糊

現代醫學是一種精準認知,以新冠肺炎為例,它需要明確病毒名稱、結構,並以此研發抗病毒藥物和疫苗。這需要一定的時間單位和極龐大的資本。顯然地,疫情的急驟並沒有預留了研究時間。而且,疾病和疫情的複雜性,不可避免地帶有模糊性。比如,新冠肺炎流行時正是流感多發季節,很多病例單憑患者臨牀表現是難以確診的。西醫的診療常規是以非特異的抗病毒藥治療的,這些抗病毒藥對流感有效,而對新冠無效,這也意味着,對於這一部分患者,只享有其副作用。這當然是一個權宜之計。而中醫是模糊哲學,它不必考究致病原是流感病毒還是新冠病毒,從天地人中獲知信息,望聞問切,辨證施治,便可取得療效。

戰與不戰

不論中西醫,幾乎所有的方案都充滿了軍事隱喻。現代醫學是以殺戮、狙擊、切除等手段為主,對新冠病毒,是殺死病毒,對癌症,是殺死癌細胞。它的策略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。有了作戰經驗之後,人類開始搶在外敵入侵之前,注射疫苗:新冠疫苗,預防宮頸癌的二價、四價、九價HPV疫苗,等等。

而中醫,以提升機體正氣來獲得免疫力,秉持的是“正氣存內,邪不可幹”,並使“邪有出路”,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。《孫子兵法·謀攻》説:“百戰百勝,非善之善者也;不戰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。”

歷史的鏡面

回過頭去看醫學史,其實是有很多荒誕歷程的。西醫也不例外。比如,結核病在當年被認為是絕症。肖邦、契訶夫、卡夫卡、雪萊、梭羅等人都是因肺結核而離世。在檢測到結核桿菌獲得病原體確認,並獲得鏈黴素等抗結核藥物之前,歐洲很多醫院是以切除感染的肺葉作為治療措施的。同樣作為未被認知的絕症,當有一天我們發現了癌症的病理機制,並獲得精準治療,諒必也是極為簡單的。只是,這個過程不知道有多麼漫長,我們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。

藥物發展史上,也有一系列的烏龍事件。海洛因剛剛研製出來之時,它是被宣傳為一種代替嗎啡的藥物。廣告上説,海洛因能提亮膚色、清醒頭腦、調節腸胃,真是健康的完美領路者。很多醫生自己也把它當成補品。近百年後,它的成癮性才漸漸被發現。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,但難以否認的是,很多西藥所標註的副作用,是囿於我們目前認知所及,它還需要漫長的時間驗證。從1835年西藥登陸中國以來,總共用過七千多種西藥,但目前尚在臨牀使用的僅有一千餘種,其他的六千多種都被淘汰。這背後是一種“假説—實踐—否定—再假説—再實踐—再否定”的斷代性的模式。

我不是否定西醫。

我是在就讀現代醫學課程時,接受了嚴整的科學訓練,並獲得科學邏輯能力的。可是,我分明覺察到了它的侷限性。從朦朧感知到明確覺察,從對某一個病種的認識,到對兩種醫學體系的理解。我心裏的那條蟲子一直在蠕動和啃食,慢慢長大。

我覺得自己必須做一點什麼事情。

網狀復魅

各種機緣相助,我住到了龍口居,以廣州為據點,開始了中醫文化生態的系列採訪。

這對我是一個極大的挑戰,我是一個注重內宇宙寫作的人,向來怵於與陌生人交往。這背後的推動力,當然還有精神性因素。我對中西方文化、中西方哲學的差異十分感興趣。有朋友認為,在我的身體裏,同時有着兩股文化的交織。這境況讓我充滿了思考的原動力,卻也時有焦灼。我覺得中西醫文化差異正是中西方哲學差異的最直接體現,而且,對於中醫的深度認識,其實也是東方文化復魅的重要入口。這麼多年來,我對潮汕本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探尋和甄別,也是祛魅和復魅的立場。現在,在新冠肺炎疫情當中,我深深感到我們的世界裏同時生活着古代人、近代人和現代人,所謂的賦魅—祛魅—復魅不可能是簡單的線性關係,而是複雜的網狀結構。於我來説,這不僅僅是一種文化識見,更是確立個人精神性及價值觀的依憑,也是我與世界形成新的關係的柱礎。

從醫的那段經歷,那些因為主體性不被尊重而在成年之後長期漠視和擱置的知識、體驗和時光,它們在極短的時間內,竄上我的身子,與精神合二為一,成為新的骨骼。我變成一條有骨骼的蟲子,開始了這個旅程。

摸象

又到驚蟄。萬物週而復始。

我完成了採訪,開始整理札記。

現在,如果有人問我,中醫是什麼樣的,我只能説,它是一頭大象。這世上,大多數人都在盲人摸象,只摸到它的局部,對它充滿了誤解,只有少數的人能以智慧幻化出它的全貌。作為一條蟲子,我摸到的也極可能是象腿、象鼻子、象耳朵,好在我可以一路向高人借光、借智慧。在旅途之中,我的思想意識一直在發生激烈的衝蕩和改變。作為一個有着實證主義傾向的西醫醫生,我對中醫的每一步的考量都是嚴苛的,這也意味着,每一個改變都可能經歷過萬水千山。它可能是一個看起來十分微小的關乎身體和健康的理念,關乎疾病的認知,也可能關乎人生哲學。有學者提出“象思維”是東方文化的主導思維,用帶有直觀、形象、感性的特點來認知世界的本質規律,中醫正可以歸結為一種唯象醫學。而脈象,恰好是中醫辨證的重要依據,它既被遮蔽又被神化的命運,與中醫學科深刻相關。

“摸象”這兩個字,是一朵復瓣的花,既有多層花瓣或花輪,又曲折、重疊,繁複如謎。

林淵液,作家,現居廣東汕頭。主要著作有《有緣來看山》《倒懸人》等。